前言
时间来到2020年。资本公司、民族国家、利益投机者以及社会运动者正纷纷将自身诉求加诸区块链这一新兴技术之上，并在开发应用中试图支配技术对社会的改造进程。我们认为有必要对区块链技术的演变及其对未来社会的形塑做一些介绍和分析，因而与Ourea无涯社区合作开启了这个专题系列：“区块链的社会意义”
借用研究者 blockpunk 的话说，区块链作为一种以获取共识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从诞生之初就与社会科学有了许多联系：获取共识的不同方式，似乎就隐喻着意识形态的竞争，这甚至关乎整个系统的安全性与效率。社会科学研究更是反过来启发人们对区块链的基础原理进行不同的设计。
本篇译文为分析区块链具体项目的政治想象提供了一个简要框架，尽管这一框架存在可供商榷之处，但它清晰明确，为我们之后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方向。另外，原文在文末大量罗列的参考文献数量丰富，立场各异，对于有志参与研究的伙伴来说，这是寻找宝藏的起点。
导论：为何要追求技术架构背后的政治想象
我们认为，技术绝非中立，也绝非无关政治。
自2013年起，围绕比特币的讨论逐渐发酵，基于在线分布式账本的加密货币技术由此为世人所知。随着时间流逝，人们的注意力从比特币逐渐转向背后的分布式账本技术：区块链，关注它巨大的应用潜力。区块链是一种共享式的加密账本（shared cryptographic register)。它无需任何中间人或中央权威的介入，以可验证的方式，记录着交易双方的行为。
围绕区块链的讨论从「区块链具有改变所有人类行为的潜能」发展到「无用」的「技术骗局」。与此同时，开发者、政府人员、商业人员、银行、创投机构、黑客、国际组织、无政府主义者和生态学家都因不同原因在实验这项技术，推动着新的变革或制造着更骇人听闻的炒作。故此，本文旨在进行学术与实践兼备的探讨，以便理解从技术乌托邦主义（techno-utopianism）到技术批判主义（techno-cynicism）的纷纷扰扰。
译者注：techno-cynicism直译为“技术犬儒主义”，但与“犬儒主义”虚无的一面不同，techno-cynicism意为对Internet和Web在知识传播中的作用持批判性看法。这一立场认为网络不是用于学习和教育的在线乌托邦。恰恰相反，它将导致权力中心化。持这一立场的人认为自己相比乌托邦主义者来说，更接近于现实主义者，他们不信任公司主义和教育商品化，并将全球化视为美国化的代名词。故此处将techno-cynicism意译为技术批判主义。
区块链本身是多种既存技术的结合，但本文着重从「账本」和「互联网」两个方面来界定它的技术基础。而类似「账本」和「互联网」这样的通用技术在演进中，背后必然伴随着错综复杂的「政治想象（politicla imaginary）」，而具有不同「政治想象」的团体又以不同的方式迭代和使用技术。
所谓「政治想象」，即「在政治活动和政治建制化过程背后起组织作用的，由想象和符号组成的集体性结构。」此定义延续了查尔斯·泰勒对社会想象的讨论。我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实践，往往由集体政治想象所框定。这种想象的过程，让「为政治行动奠基的共同理解成为可能，也构建了关于正当性的广泛共识」
本文中，我们讨论区块链的技术设计如何落实「先定政治（prefiguratie politics）」。所谓「先定政治」，即技术开发者和创造者将政治想象和想要创造的权力结构，以技术设计和组织形式的方式具体化，是「想象应然的未来，而非描述当前的现实」[1]。
我们认为，技术绝非中立，也绝非无关政治。在把区块链技术应用于社会-经济面向的时候，区块链技术关于技术可获取性（access），决策过程和价值方面的特性设计，都将影响个体间和社群间的权力关系。
研究框架：变革性，创造性破坏和先定政治
为了理解区块链技术背后的政治想象问题，我们首先可问：「路径依赖性，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技术自身的演化过程？」在1980年代前，「技术演化是一个自主的历史进程」的观念被普遍接受。换言之，技术有自己的生命和内在逻辑，有它自己的社会结构，不受人类意愿的影响。这类技术决定论的理解，后来逐渐被建构主义者（constructiit）所摈弃。建构主义强调社会团体，社会语境和意义诠释等方面对于技术发展的作用。当前，这种建构主义的理解，反映在区块链社区里，即广泛存在的技术乌托邦主义（techno-utopianism）和技术批评主义（techno-cynicism）。前者相信科技进步能革新社会，解决当前的种种政治，社会和经济的难题。后者则认为技术的发展会带来过去的不平等和专制问题的进一步恶化。
我们认为，「技术的可能性，若非有意的选择，并不会进入经济和社会生活。」[2] 。因而本文反对马克思式或杜威式的技术决定论，也即是认为社会关系，社会组织结构和文化实践是上层建筑，是技术-经济基础设施的附属物。在此意义上，考虑技术背后的政治想象就显得尤为重要。
译者注：原文作者似乎将马克思的技术观点理解为技术决定论。有意思的是，针对马克思的另一种常见的批判观点是认为他过于强调阶级斗争作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如果我们把这两种意见综合起来考虑，就应该看到马克思的观点其实更加复杂。
Swartz 于 2016 年界定了两类区块链项目：激进的（radical）和整合的（incorporatie）。「激进的」项目旨在想象一种新的技术-政治秩序，促成革命性地社会、经济和政治改变。这类系统创造新的体制，让用户能绕过占据统治地位的已有体制，例如中央政府、银行和公司。相比之下，「整合的」项目在已有的技术-政治系统中创新，不一定致力于重建当前体制背后的政治和社会前提，而是提供更多的透明性或者自主性。Scott 之前也提出了技术利维坦的概念：「新技术的基础设施并非要提供一种逃离政府的方案，他们只是提供了另一种竞争性的，有着自身的权力动力学（power dynamics）的治理系统」 概念上，我们还需要区分「转变性（transition）」和「变革性（transformation）」。「转变性」这个概念往往被用于某些社会的子系统，关注「社会、技术和体制的互动」。而「变革性」则指涉大规模、全社会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激进的区块链技术，其实是「转变性的」。因为激进项目往往无意在大尺度上促成社会改变，而是在一些预设了不同政治前提的子系统上，对既有建制进行替代。而整合性的项目，则更加的具有「变革性」，可能改变广泛的社会进程。 还有一个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区块链的「创造性破坏」能力，即大卫·哈维提出的「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所谓「时空压缩」，意指经济加速活动和全球连接导致的空间障碍的破坏。哈维认为，「创造性破坏嵌入了资本循环的过程本身」[3]，而许多产业和工作因此变为冗余。例如，我们都看到了英特网如何让无数出版、零售、音乐、旅游行业变得多余。 无论是激进性的还是整合性的区块链项目，都可能加速「时空压缩」过程，因为任何「价值」或者任何形式的资本都可以在全球范围以去中心化的方式，更快，更有效地转移。因此，理论上来说，以上两种类的区块链项目都能更新跨境交易、金融、贸易和政府管理等领域的基础设施。如此这般，我们的政治经济体制既有的冲突和不平等，可能不会像这些项目宣称的那样被解决，而只是「转移到了别处」[4]。
基于区块链背后的政治想象差异，区块链项目可分成四类：
1. 加密-唯自由主义（crypto-libertarians）
2. 加密-公地主义（crypto-commonists）
3. 加密-政府主义（crypto-goernmentalists）
4. 加密-协作主义（crypto-collaboratiists）
其中，1）和 2）可再被归为「加密-无政府主义」，因为他们都打算让区块链本身来作为政府。而 3）和 4）则可被归为「加密-建制主义」。「加密-唯自由主义者」在关乎经济活动组织和政府模式上，尤其强调个人主义和市场导向。而「加密-公地主义者」则强调集体主义的路径，或者说以集体合作的方式来进行统治。在「加密-建制主义」中，「加密-政府主义者」通常就是政府机关，它们希望用区块链来改善政府的效率，透明度，可问责性和安全性等，思路是在政府管理中使用区块链技术。「加密-协作主义者」则是以公私合作的方式达到在既存政治基础设施上实验区块链技术的目的。这类人士往往为政府做项目，或者和政府有合作关系。
译者注：commonist一词目前在中文世界没有现成的译法。在西方左翼尤其是偏向于无政府主义的部分人群当中，似乎有一种用commonists取代communist（共产主义者）的呼声，以此与历史上存在的以国家公有制和中央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体制和发展方向区分，强调去中心化的经济系统和以小共同体为基础的联合治理。commonist词源commons在本文应做”公地“解，故译为”公地主义“。类似的用法可参见Jeff Shantz的著作Commonists：Mutual Aid Beyond Communists（2013）。
重思区块链的设计原则：设计平等 ≠ 政治平等
区块链常常被描述为一种仙丹灵药，能够革新不同的社会部门，为它们构造数字赋能的经济模式，例如土地登记[5]，医疗保险[6]，资源回收等等。然而，这些项目背后的政治设想很少被质疑。
以数字加密货币为例，它们常常和自由市场意识形态联系起来，但这些意识形态充其量只是有待发展的观念。在 CoinDesk’s Q2 2018 对1200个加密货币社区成员的问卷调查中[7]，52% 都清晰地属于右翼，但 45% 的人却偏向左翼（不过这项调查只是粗浅地涉及了加密社区的活跃成员，而非具体项目的创建者）。自由市场的信徒或许相信国家，因此主张某种受限制的政府，但他们也可能是无政府资本主义者或赛博唯自由主义者，主张市场应该掌握所有的权力。这些分歧体现了区块链项目的意识形态还处于初级阶段。
「去中心化」和「去中间人化」
之前共享经济热潮下的创业公司，如 Airbnb 和 Uber，依赖用户贡献来创造平台的价值。然而这些公司却常常被批评「控制欲极强」，「唯利是图」，「剥削用户」，并引发了全球的抗议。为了回应这种情况，加密-社会主义者创建了「平台合作社（platform cooperaties）」，由依赖平台，积极参与平台经济的人们管理和所有 [8]。例如 FairCoin coop，所有的决策和战略，都由（参与者）每月开会决定。
这是区块链最引人注目之处：「去中心化」和「去中间人化」。在区块链中，网络中的每个节点，都保存一份系统内任何交易的记录，从而有效地清除了对第三方中间人的依赖，例如转账机构、银行，甚至政府。
节点的去中心化，使得去中间人化成为可能。例如通过P2P协议（通过此协议，无需中介，任意双方能够直接进行交易）可以达成去中间人化，而著名的比特币就是一个案例（比特币是一个电子货币系统，能够让节点之间转账代币，无需任何中间人去保存转账记录，或制定转账规范。这样，交易数据去中心化，可在公共账簿被任意查看。从而，就能摆脱传统的金融中介）。在比特币系统中，每一笔转账需要被「矿工」（一些志愿者），通过解决数学问题的方式来验证，而矿工可以因此得到一些比特币作为奖励。
然而，这不可避免地导致另一种中心化的管制系统，即「挖矿巨头」的出现，从而产生再中心化的倾向。因此我们需要问，一旦传统的中心化权威被移除，我们的区块链项目让谁获得了权力？我们是否能基于非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创建一类加密货币？如果传统的权威被替代了，谁来为用户设计「能受 (affordances) 」和「约束 (constraints) 」？
译者注：能受（affordances）和约束（constraints) 是设计领域的术语，能受表示用户能进行的可能性操作的范围，约束表征对可能性的约束。
我们看到，许多项目只是为了去中间人而去中间人。因此，关于「去中间人」，也许最重要的问题是：哪种类的中间人是我们想摆脱的？为什么要摆脱？
Schnerder 于 2017 年提到，既然许多去中心化的系统最终都不同程度上出现了「再中心化」，这些项目就需要非常清晰地描述「当前项目的技术设计中，到底试图对目标体制的哪些特性去中心化？」[9]。加密数字世界的财富分布，往往也与外部经济中的财富分布正相关，再中心化过程也容易复刻技术网络之外的权力不均。
接入（Access），整合（inclusion）和赋权（empowerment）
区块链项目往往号称可以创造「人人都能使用的银行（bank the unbanked)」，带来一个「人人都享受金融服务的未来（financially inclusie future)」、「打破南半球的贫穷链条」、「为穷人赋权」等等。不过，说是一回事，现实是另一回事。例如，目前「接入」就是一个大问题。目前全球只有55%的人能上网，而且地理分布极为不均。除非区块链不需联网，否则解决穷人的问题就是空谈。
此外，数字鸿沟（digital diide）和民主鸿沟（democratic diide）的问题也变得越来越严重。数字鸿沟可能会导致「既有社会边缘群体的进一步失势」，而「民主鸿沟」下，那些不能或不愿用网络来进行政治表达和行动的人，区块链项目的赋权就没有多大的意义。一种观点认为，创业公司搞出来的区块链项目可以让差异巨大的种种群体都能接受，这其实简化了技术系统的被社会接受的过程。[10]
此外，如果我们的政治经济目标是为弱势群体赋权，我们就必须要问，这个系统是为「个体」赋权，还是为一个「群体」赋权？这二者可以互相转化吗？以非洲第一个提供数字货币转账服务的企业 BitPesa 为例，它成功地将银行从转账过程中排除。但获益的人，往往是那些学习能力强的人。而学习能力本身，又和既有的政经地位不均有关[11]
有许多项目致力于提供更便宜的汇款系统，比如 Bifröst 和非盈利财团合作，利用区块链和数字货币，开发转账项目，以便实现小微金融和廉价的转账方式。但是，我们不能忽视这些方案里隐含的「严父专制（authoritarian paternalism）」：一群在北美和欧洲的创业者，要为剩下的大陆的人们去决定什么是他们的最佳解决方案。如 Scott 指出，「一群大学毕业的技术Optimism者，不停谈论神秘的非洲大陆，想象用比特币，把非洲村庄里的人们从腐败的政府中拯救出来——这真挺让人恶心」。拿 Zipcoin 来说吧，它号称要通过一套支付和转账系统，将非洲市场数字化。用着技术至上主义的解决方案，画着脱贫致富的大饼，这些创业者的野心却是改变那些没有技术使用能力，不会用手机也无法上网的群体。
许多基于区块链的系统用代币来激励「表现良好」的成员，然而什么是「表现良好」，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此外，Lubin 等人指出，许多项目假定欠发达社区同样以西方的思维理解「价值」，即通过「法币」来定义，而非他们实际生活中的标准，如食物，社区团结，社交资本，以及可交换的服务。因此，许多加密-无政府主义者在白皮书中提到的「作为激励的价值」可能就不再成立。
「代码即法律」和不同的强制性制度
通常，去中心化的布道者，技术乌托邦主义者们，无论来自激进派还是整合派，都号称要通过内定于代码里的规则，来减少政府和其他管制机构的强制执行（coERCion）。「代码即法律」是「由技术来治理」的另一种表述。当前对社会经济互动的强制执行，是「事后执行」，即政府在事后介入。但是在技术系统中，执行可通过代码，内置于系统中，属于「事前执行」。
我们已经见识了一些政府主导的政治规则算法化。「社会信用体系」是一个国家层面的名声系统，目标是将公民和商业机构的名声标准化，并进行奖惩。这个系统常常被和电视剧集《黑镜》联系起来，被媒体描述成反乌托邦，或者另一种形式的监控资本主义 [12]。而区块链项目 Colu 发行的数字货币，鼓励人们能参与到本地经济中。他们的政治想象类似加密-公地主义者，试图建立一种循环经济，以及发展本地消费的政治。这些项目试图创建某种「合作币」，来落实「合作经济」和合作社的组织方式 [13]。
我们看到，这些项目的设计原则高度政治化，关乎应该在社会中对行为的奖惩。如果区块链项目打算减少传统的强制性组织，我们就必须追问，区块链的治理系统带来了怎样的新的强制性制度？系统嵌入了怎样的价值？谁控制这系统？什么组织结构可用来达成共识？代码背后的政治远景是什么？
如何分析区块链项目的政治想象？
我们建立了一个研究框架，用一系列不同层次和维度的问题，来作为思考区块链项目政治想象，详见表二。在表二中，最左边的列区分了不同的分析层次，分别是：「基本层」，「用户层」，「中间人层」和「制度层」。每个层次，罗列了一系列不同的问题，来回应每一个表述，而「基本层」描述了每个表述的含义。
例如，一个项目「变革性的本质」，如果在用户层进行分析，我们可以问：对于用户来说改变究竟是什么？如何改变？这究竟是一个整合性的项目，在其中用户的角色，权力和影响不会改变，还是一个激进的项目？
拿 e-Estonia 来说（注：e-Estonia 是一系列爱沙尼亚政府发起的项目，旨在将公民和国家的互动数字化）我们可以问：
1. 创建「虚拟，无边界，区块链化的，安全的政府」，在赛博政府主义的想象中，到底会导出什么结果？
2. 虚拟政府服务所产生的透明与效率，改变了权力分布和决策方式吗？还是仅仅增加了问责性，减少强制执行的可能性？
3. 数据所有权的去中心化是否在任何意义上，导致政府本身的去中间人化？还是加强了政府的控制能力？
尾声
当前，在区块链领域虽然已经存在来自学界和咨询公司的许多分析报告，许多实践者也在比较不同的区块链项目，数字货币和平台的设计特性，甚至创建了决策树来决定什么时候去使用区块链[14]。但多数分析往往是重复这些区块链项目声称的政治想象，缺少批判性的认识。
通过对区块链项目背后的政治想象的批判性研究，我们希望能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技术将如何用于我们的社会和政治进程。正如 Gupta 于 2018 年所说，「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未来的样貌，否则就可能进入一个意外发生的未
文章标题：区块链背后的政治想象：走向人类解放还是通往奴役之路？
文章链接：https://www.btchangqing.cn/11448.html
更新时间：2020年05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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